联系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3号
邮编:100176

核仪器销售热线:
010-59573429  59573428
DCS(核电仪控)销售热线:
010-59573326  59573427

邮箱:cncs@cncs.bj.cn
首页>资讯中心>企业文化

我更喜欢做一名教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王方定院士口述实录

上传时间:2013-05-03   点击次数:3018次

    编者按:

  2012年10月,我去王方定院士家中拜访王老夫妇,谈到王老是如何当选院士时,王老告诉我:“我并没有想过当选院士,当时院里领导动员我写申报材料,我拒绝了。后来是院领导找了一位同事帮我写的申报材料。不想仅两页申报材料送到相关部门后,我很顺利地在1990年当选为院士。那个时候还不叫院士,叫学部委员。事实上,我觉得院士是很崇高的岗位,我很不敢当。我所做出的成就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个团队。”

  年过八旬的王老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幸运的是1953年我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科研工作,我为此感到自豪!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边做科研,一边带学生,这是我感到最幸福也最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不但应该做,而且我认为我做得也非常好。”

  通过王老及夫人的口述、记者的采访、学生与王老之间的故事一起感受这位本没想当院士的院士。

  80岁后

  我今年84岁,我觉得人活到80岁后,看得更开,活得更自由。如果说以前会强迫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现在不会了。现在所为,都是自然而然、发自心底,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好我的回忆录,能回馈社会。让大家能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另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家庭。现在我的孩子们也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只能把这种爱放在下下一代也就是我的孙子们的身上。就我个人成长来看,家庭环境、氛围、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所以,现在我在家里自发、自觉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去影响我的孙子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勤奋努力、敬业、与人为善、谦让、低调。

  人年龄大了以后,就会特别想孩子们,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陪着。这种感觉我以前还没有,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强烈。现在再想想,还是觉得我对孩子们的愧疚最大。

  我的夫人是一位典型的东方淑女。这么多年,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向我抱怨,不给我任何压力。我去青海时,夫人刚刚生过女儿,还没满月。我记得,当时我跟她说我要去青海工作,她听后哭了。她哭,倒不是觉得自己委屈,而是觉得我要去那么辛苦的地方,她担心我的身体。但她很支持我的工作。因为在她心底里这么多年里一直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还要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从青海再回来探亲看女儿,已经是8个月后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在青海,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这段时间,央视一套在播出《国家命运》,每一集我都会认真看,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那段光辉而无悔的岁月。

  青海岁月

  青海那段岁月,我还真不觉得有多苦,那个时候还年轻,困难都受得了。但再回忆那段岁月,留在记忆中最为宝贵的,是与同事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在那段岁月里存留下来永不磨灭的友谊。

  那个时候,大家在青海围绕同一个项目、同一个目标,不计功名,团结一致。工作中没有矛盾,生活中自然也融洽和谐。当广播里报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我们共同欢呼,这是我们共同的辉煌。

  正是在那段岁月里,让我明白,一个人要做一件大事,决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好的,永远是一个团队。但或许,最后的成就会反映在你一个人身上。其实,当时跟我一个实验室的同事们都是无名英雄,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只是因为我是研究室主任,最后贡献都集中在我身上,这也正是我为何没想去当选院士,或当选院士后我不太愿意参加一些跟我专业无关的社会活动的原因,我一直都认为这成就应该属于大家。

  我们之间的友谊,像在一个战场上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兄弟们一样,近乎骨肉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现在年龄大了,走动不便,就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联络。问候彼此的近况,也会共同怀念那段难忘而宝贵的岁月。

  人一辈子有一个好朋友都很难,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交下来若干个好朋友。这是那段岁月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之所以有这般友谊,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大家都不计功名,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信念: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我们一腔热血地要为新中国的科研工作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我们那代人爱国、爱党的精神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体内。

  小时候

  我生在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母逃到上海。四年级以后又到了四川。整个童年都是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人民翻身、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强大。对我而言,爱国、爱党的信念是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自然而然植入心里的。

  我父亲是上海兵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读书、为人诚实、谦虚谨慎。他对我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言行影响我。他经常回到家里跟我讲,他单位同事们里面某伯伯家里的哪个小孩子怎样懂事、怎样爱读书等等。我听了以后,就会觉得父亲也希望我跟他们一样,我就努力去做到。

  我的母亲受我外祖父影响,她关心时政也热爱文学。记忆里,母亲总会带着我去看一些进步的话剧。比如《钦差大臣》、《太平天国》、《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等。母亲还订阅一些杂志给我看。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杂志叫《观察》,我最初读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就是在那本杂志里读到的。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就为我买来大学的国文教本给我看。

  受母亲影响,我大学之前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小说。三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到了初中我就已经开始读外国文学了。可惜的是,大学功课紧张就没时间再读小说,再后来参加工作就更忙。现在想来,读小说这个爱好在科研工作上,很难说对我有什么具体影响。但这个爱好,却扩展了我人生的阅历,使得我看很多问题能站得更高一点、更有哲理一点。比如说看人吧,我不会把人只分为好人或坏人两种。我看待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们,觉得都是好人,没什么坏人。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跟你合拍,有的人性格跟你不合拍。但跟你性格不合拍的人,也不能算坏人。品质和性格是两码事。这种认识会帮助我不管跟谁合作,都能够好好相处。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我外祖父就是一名医生,所以母亲很希望我长大后也成为一名医生,可以救死扶伤。但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选择化工专业,服务国家建设。我后来还是听从了父亲对我的建议

  我的大学

  我最初对化工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觉得兴趣也都是培养出来的。即便是没有兴趣,一头扎进去也就有兴趣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如此。小孩子们都喜欢探索、研究未知的领域,慢慢培养都会产生兴趣。我上大学之前大多时间是在读小说、看话剧。到了大学后才开始接触化学实验,不像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在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实验了。好在我高中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对化学知识还是有一些了解。家里有很多化学专业方面的书籍,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翻着看了很多。家中来来往往的父亲的朋友们都是化工领域的工程师,他们在家里探讨学术的时候,我特别爱搬个板凳坐在一边听。他们的谈话对我影响很深远,所以大学里我的功课也很优秀。

  大学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我改变了之前的单纯的技术观点。大学之前,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单一的,就是踏实做人、认真读书。上大学后,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在活动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开始从对知识的探索转化为对人的工作、做学生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我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团支部书记,还被老师誉为又红又专。

  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结缘

  大学毕业之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时的所长是钱三强老先生。那几年里对我的影响,一个是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另一个就是在钱三强夫妇等先生的带领下,培养了我们的科研态度和精神。

  钱先生对我们的培养是从基础抓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能专业,我们同届毕业的13个人里,刚分配到科学院,各有各的专业。钱先生就把我们送到北大物理系,跟大四的学生一起上课。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当时北大物理系主任褚圣麟先生,到期末我们也要跟大四的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考试成绩出来,我们13个人里有12个人考了5分(满分),只有一个老兄考了4分,这位老兄回到所里还痛哭了一通。

  经过了两、三年的基础学习,钱先生让我们逐渐从理论转到实验阶段,在实验室里跟着老前辈做实验、研究课题。前辈们那种对科学的痴迷和严谨、踏实、认真的科研精神对我影响至今。那个时候,他们为我们修改报告,一个字一个字改。“文革”后我再回原子能院,也开始带学生,我就把前辈们这种全心全意的科研精神又传递给了我的学生。

  重返原子能院

  我从青海回到九院后,“文革”就开始了,科研工作也就停了下来。“文革”的那段岁月里,让我坚持下来的信仰,就是我从入党那天起对党的信任。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党会不断地完善,“文革”会过去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刚开始我的夫人在书信里也不断鼓励我,后来书信中断,我们也失去了联系。在最难的时候,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辩证的哲理成为了我的力量。

  “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回来后,我一边做科研,一边带学生。那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做教师带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做教师做了30年。

  我觉得带学生比搞科研更有兴趣。科研成果,做完了就完了,可是带学生不一样。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学生们跟老师的情感都是很真挚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真情。学生一辈子都是我的学生,每年都会来看我。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会带给我不断的惊喜。这个学生今天跟我说他做出了什么成果,那个学生明天跟我讲自己在科研上有什么创新,我听了以后特别满足和幸福。这种学生们在其成长路上给我不断地回馈,是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

  现在,我最想跟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们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断代”现象,已经被下面的一代接上了,而且接得还不错。现在40岁的那代人接60岁的那一代,我觉得接得很好,我们也放心了。我们不能拿以前我们那代人的标准再来要求他们,什么不计功名利禄之类。只要他们安于现状,在国家为他们提供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下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就很好了。 (转载核工业杂志)

网站地图人才加盟加入收藏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核集团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京ICP备09015426-1号 技术支持:鸿睿思博